[摘要] 2014年世界经济依然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复苏环节当中，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的政府债务的负担，推动创新增长力的这样一种力量还较为薄弱。中国经济面临着房地产、金融兑付等风险。亚洲是否能够率先成为后危机时代引领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华民：2014年新兴经济体面临两难
东方财富网：2014年纵观全球经济，美国领头发达国家经济全面回暖，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呼之欲出。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是否意味着一场新危机正在迫近？
华民：从全球经济状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比新兴市场国家要好，特别是美国表现比欧洲更好。通过系列调整，美国市场去杠杆化完成了，泡沫基本上消灭了，资产负债表都恢复了，而且很多大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基本面和微观经济都表现不错。
从美联储的会议以及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预计今年年底量化政策将结束，而宽松政策要稍迟一些，预计明年会提上议事日程。美国何时退出量化宽松，之所以受到新兴经济体的密切关注，主要还是因为流动性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都很低，而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利率都比较高，大量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涌入新兴经济市场，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流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一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提高市场利率，将引起短期资本从新兴市场撤出回流。对此，新兴市场国家却处于非常被动的两难境地——如果为了防止资本外流提高利率，将加重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对实体经济造成进一步冲击；而如果不加息或者降息，将无法减缓乃至加速资本外流，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引发债务链断裂，从而触发金融危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的时候，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内，因为利率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实际是在下降的。这些流动资本最后流向了资本市场，导致了资产价格，包括房价的上涨。
当所有这些国家政府要控制房价时，房地产市场作为货币池的功能就削弱了，于是这些钱又流到了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导致了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所以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有资产价格的上涨，而且伴有通货膨胀和要素价格的上涨。
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预先做一些准备来应对可能来临的新一轮新兴市场危机，但这些准备更多的还是长期的经济制度的安排，包括金融体系的监管和房地产的调控等，加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华民：亚洲赶美超欧“仍是梦”
东方财富网：亚洲未来会不会超过欧美？
华民：亚洲经济增长的结构有两个特点，属于赶超型的经济，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个特点，政府主导。第二亚洲经济具有非常严重的外生性，市场渠道是控制在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里面的，亚洲缺资源，除了印尼、菲律宾等，还有其它部分国家没有资源，特别是东北亚、东亚缺乏资源，这也是在外部的。在全球的产值分工链里面，研发和设计在发达国家，加工组装在亚洲，所以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生性。它是以外包为主，参与加工组装，两头在外，研发设计在国外，然后销售市场在国外，并且依赖于资源进口。这就给亚洲经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约束，亚洲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亚洲不可能成为欧洲，亚洲不可能成为美国，依靠自己所有的要素组合来实现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
走到今天亚洲国家通过经济增长在禀赋相似的区域经济里面，形成了产品可替代，相互竞争性的一个格局，所以很难形成经济联盟，如果说互补性的经济可能会有助于促成一个经济联盟的形成，但是一旦变成一个禀赋相似，产品可替代的经济区域的时候，合作就很难。
所以最近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就会发现亚洲国家内生的这种冲突和矛盾不断在加剧。特别是走向区域合作困难重重，如果你来看这个区域合作，亚洲国家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文化是多元的，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很难形成共识。第二，地理是分割的，它和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陆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讲一衣带水，当中都是岛屿、海洋，把亚洲分割了，所以要素是很难流动的。然后产业替代率很高，这样就阻止了区域经济的合作，无法产生像美国、欧洲这样通货区可以带来的竞争优势，让亚洲的经济增长成为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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